电信改革 在中联通分拆传言中

　　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深刻地揭示了谣言背后的机制。3百多年后，在中国的电信业，似乎为了验证谣言的威力一般，关于联通分拆传言此起彼伏，其影响力甚至威胁到中国联通香港上市的股票价格，乃至众多联通分公司的人员以及资源调配。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涉及传言的国资委、中国网通、中国联通3方官员出面辟谣时，人们似乎只看到其中“电信重组”的可能性，而对其关键——联通分拆——视而不见。

　　不可否认，如今中国电信业已经到了呼唤变革，需要变革的新阶段，业界也一直在打造所谓的“第3次中国电信业重组”，但这毕竟不是以个人、专家或企业的意愿为转移的，其中涉及了众多利益与规划，需要的是慎重再慎重。

　　这一次，联通被推上传言的前台，一方面固然是电信改革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电信业中，产业与监管逻辑关系的混乱境况造成的。改革是否倒退?垄断是否打破?联通是否被“始乱终弃”?所有的事情都在“摸石头过河”的政策法规中浮现，却又被后来出现的重重疑虑所包围。

　　改革，到了关键地步，已经无法再用“实验”或“默许以观后效”来应对，它需要的是更系统、更确定性的规划，为日后的3G乃至更长远的发展，做出有效指导。

　　一、 前世今生，联通成了实验品

　　联通10年来，一直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其涉及的所有变革与战略部署，几乎都有成立初期“先天营养不良”的影子和干扰。而更大层面来看，其悲壮的角色，无可避免地扮演了电信改革的试验品。

　　艰险草创 不公平的“竞争”

　　1994年，电子部、铁道部和中信等15家大股东共同出资13.4亿人民币，成立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

　　这被认为是中国电信改革的“首义”，其意义不亚于中国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的第一声枪响。此前中国电信市场完全由海外称为“邮电部—中国电信”、政企合一的垄断机构所控制。联通的诞生在这个大一统的垄断上撕开了一个小口。

　　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竞争只有象征意义。

　　虽然有近乎豪华阵容的股东阵营，但相对电信业这样“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最初的投资只是杯水车薪，特别是和邮电部—中国电信竞争，就更显得微不足道。到1998年，邮电部—中国电信拥有100万员工，约6000亿固定资产，超过5大军工企业总和，年营收约1800亿，其网络规模在全球电信企业中排名第一。

　　和其他行业的竞争，其产品可以简单地相互替代相比，电信业却是个高度规模经济的行业。Metcalfe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和其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中国电信与联通的网络价值比就相当于“N的N次方”与“N”的代数级别比。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竞争优势”，比起邮电部的政策压制，资源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联通拥有第2张全业务牌照，理论上可以开展全部业务，也曾得到批准在天津等地试点市话业务，但由于“竞争”，联通根本无法接入邮电部—中国电信的网络，互联互通的遏止从根本上制约了一个新兴运营商的发展，结果当然是无人问津。在一些地区，甚至达到联通的用户打不通中国电信110和119电话这样骇人听闻的地步。

　　所以，对联通自1994年成立，到1999年经过5年“成长”，只占据中国电信市场的1%、移动市场的5%的境况就不难理解。

　　由于移动通信发展较晚，联通和中国电信的移动网络规模差距相对较小，而且利润较丰厚，所以联通集中力量发展移动业务。在中国电信分拆后，联通成为一家徒有虚名的“惟一全业务运营商”，实际上成为第二大移动运营商。这是中国电信改革的一个长期特点:政策层面的“名”和市场层面的“实”经常是脱节的、矛盾的。

　　所以，有了表达“实至名归”需要的传言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