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诈骗 主动出击还不够

　　身为中国3.35亿名手机用户之一，从未收过违法信息者，可谓少之又少。

　　各类来历不明的手机短信，从中大奖到搞促销，从出卖违禁品到假冒银行，或以利相诱，或趁人不备，变着法儿从老百姓腰包里骗钱，对这种“助纣为虐”的短信，必须严格管制，对骗人钱财的大小骗子，更应绳之以法。

　　这次统一行动的最大特点，是“多个部门协同上，多种方法一起来”。这样的好处，在于力量集中，发挥实效。搁在以往，惩罚犯罪分子、寻找信息源头、冻结违法账户，单独操作起来，都不是无法可依。《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乃至《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可是，实际操作起来，由于缺乏协作，执法者、受害者都会受桎于各种无形壁垒。比如，手机诈骗案的受害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山东张三被骗300块，湖北李四被骗500块，聚少成多，诈骗者可能有数十万的收益，对受害者来说，却面临数额不够立案，管辖不够明确的困难。即使公安部门介入，地域限制、部门限制、取证限制，都是很大的问题。

　　这次由三大部委联合打击违法犯罪手机短信，是在中央部门主导之下，整合各地区、各部门在力量、技术、信息上的资源，发挥各自优势，依照各自规范，共同发起的一场剿灭手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战役。相信这次行动，将大大遏制各类手机犯罪迅猛蔓延的势头，极大维护公众的财产利益。当然，在拍手称快之余，我们也有一些建议。

　　联合办案，最怕的就是热情一过，大家又各归其位。这样一来，很容易出现违法行为“一打就停，不打又起”的现象。最好的方法，是建起一个长效、稳定的执法机制，由三大部委牵头，制订一个具有共同约束力的规范，固定相对应的岗位，从而真正形成一股强大的威慑与打击力量。

　　打击“有害短信”，有关部门不能仅仅主动出击，还应注重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首先，得避免无辜公民权益受损。比如，若有人恶意投诉，合法用户的通信权就可能受到干扰。另外，对短信、邮件的过滤、管理，涉及公民通信自由、通信秘密、隐私权等一系列权利，尽管打击违法犯罪同样是为维护公众权利，但实践中，我们绝不能以预防、打击犯罪为借口，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

　　治标容易治本难，处罚违法犯罪者是一方面，对电信部门也应严格责任。既然电信运营商从短信业务中获取大量利润，理当担负很大一部分维护短信安全的责任。这就要求运营商既能对短信流量异常的手机、平台的短信内容进行抽检，也能随时启用针对典型有害短信的信息监测系统，适当强化他们处置不力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此方面，日本2001年颁布的《关于特定电信服务商之损害赔偿责任限制与资料披露法》可以作为我们的立法参照。

　　在手机用户的实名制管理方面，我们应学习韩国的治理经验。为应付一度猖獗的“手机诈骗”现象，韩国曾采取严格的手机入网登记制，对滥发短信者，一经核实，处以8500美元以上的罚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未来的立法中，手机用户实名制登记制度的确立也是很有必要的。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赵志国透露，该部已起草了《通信短信息管理规定》，正征求公安部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事涉公民基本权利，又关系到诸多部门的合作，为更好地维护公民权益，完善实施细节，这条规定最好能由国务院以法规的形式出台，这样既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也有利于实践中发挥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