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通信领域里的诉讼，当事人常常是那样熟悉，如同央视春晚。

　　而在诺基亚等“六君子”诉高通一案中，因为反垄断诉求的甚嚣尘上，以及爱立信等“以大众利益为出发点”的种种表述，使原告方的弱者形象得以迅速确立。

　　必须指出，尽管打着道德的名号，并且以全球消费者利益为砝码，这依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商业事件。

　　尽管案件是非难断，我还是想讨论这样的命题，在评价这样的事件时，用道德来作天平，是否适当?

　　跟中国的IT名企联想、中兴通讯、海尔等一样，高通到今天也只有20岁。然而，它却创造了一个神话——别人用20年求生存，它用20年站在技术类公司之巅——“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技术，一流企业卖标准。”在当今世界上，高通是那一流中的“一流”。

　　然而，高通的商业模式从成型之日起就被置于道德的目光之下。在通过向全世界的手机、系统设备制造商以及增值业务领域内容等提供移动通信芯片和技术从而获得高额利润的背后，通信巨头们的“高通依赖症”也病入膏肓。这个苦果是双方自愿酿造的。这批公司对高通的又爱又恨的感情，使得高通集“商业圣手与道德矮子”于一身的形象深入人心。

　　在这起诉讼中，六君子扮演了一个卫道士的形象。而因为此，反垄断才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在一部分人看来，如果欧盟最终认定高通垄断成事实，这将会帮助通信行业从一个高度集权的市场走向“民主和自由”。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昨天的受惠者、今天的爱立信提出由于高通提供的WCDMA的专利费过高而导致最终成本将由消费者承担的问题时，潜台词其实是——高通的价值，是否还能够被社会所接纳?

　　在商业意义上，说WCDMA的价格不合理并不是特别有底气。当初，CDMA在实现商业化的时候，也不能证明自己的价格就是合理的。在专利费和版税定价的问题上，经济学中并没有有效的模型，因为这往往是取决于提供专利和技术的公司“想要多少钱，以及购买方愿意承担多少”，而不是取决于成本，如同所有的奢侈品。

　　同时，能否真正降低成本，让消费者以更低成本得到好处，这最终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和整个产业链成本的降低，并不仅仅是靠降低高通的专利费就可以做到的。换句话说，并不能只有高通一只替罪羊。在高通之外，在各自领域里，六君子们并不比高通仁慈。

　　换句话说，利用高通获取高额利益的时代过去了，所以，六君子们不干了。现在，大家伙凑在一起琢磨，就像梁山好汉们那样:如果把汪伦搞垮，“晁盖”们或许就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