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当手机的奴隶

　　对手机说不的人

　　记者和段政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某软件公司的年终答谢酒会上。

　　段政是该公司的技术骨干。互换名片时，记者才发现，他的名片上清清爽爽地印着名字，公司电话，以及邮箱地址。“能留一个手机号码吗?”记者习惯性地问道。段政工整地在名片上写下一串数字，递给记者，还是一个固定电话的号码。“对不起，我没有手机，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

　　这年头，没手机的人少之又少，大概分为三类，一是自闭在通讯不发达，移动联通都没有办法覆盖的乡村人家;二是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三是对手机保护不了的人，如10岁以下儿童。显然段政不属于以上三类中的任何一种。

　　见记者有些怀疑，段政笑着解释说:“我不是刻意隐瞒，我真不使用手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你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啊?”记者好奇地问。段政爽朗地笑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新朋友都要问我一遍。中国的历史多长啊，手机才出现几年啊，照你这样说来，以前的人不是都没法过日子了?”

　　手机VS诚信

　　上周五“新闻杂志”的编辑要大家找一下身边不用手机的人，众记者都很犯难——这样的人太少了。不用手机的人，就算有，也不好联系啊。

　　会议一结束，记者就试着按段政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好一会儿，电话似乎通了:“您好，我是段政，有事请留言，我会尽快与您联系……”记者连忙简要地说明了采访目的，并留下手机号码，忐忑地等段政“单线联系”。为了“保险”，记者还将采访提纲就着名片上的邮箱地址发了过去。

　　下午2点，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段政!段政在电话里和记者约定，采访定在21日晚上8点，地点就在中信广场的星巴克。

　　“出门后你就没联系工具了，我会不会找不到你啊?”记者提出顾虑。“不会，时间、地点都定了，怎么会找不到呢?除非有一方临时爽约。你看，现在的人都太依赖手机了，反而不相信彼此之间的诚信。”这个话题打开了段政的话匣子，记者还没来得及打开采访本，他已经说开了——

　　“《三言二拍》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某朝有两位进京赴考的秀才，相识于某旅馆，因意气相投而结为生死之交，并相约来年中秋到其中一位家里再聚。时间飞快，转眼间即是聚会之时，可另一位秀才此刻方才猛然想起。两地相隔遥远，为了不负约，他想起‘魂魄可日行千里’的古语，决定自尽，一缕幽魂，果然如期赶到朋友家中。如果换到现在，肯定大家会说，傻冒一个!打手机告诉对方一声，不就得了吗。我认为这个故事虽然极端，可充分说明了我们重诺守信的文化传统。手机的出现，让现代人把‘约定’看得太随意了。你看，生活中许多人都是被手机指挥着走，对‘一诺千金，掷地有声’的诚信反而不在意了。”

　　21日下午3点，记者再次拨通段政办公室电话，和他确定见面时间;晚上8点，两人顺利在星巴克碰头。